华裔大导演李安的新片《卧虎藏龙》可谓反响热烈。该片今年在多个国际重要电影节上展映，其飘逸优美的武打设计，和李安精心构造的传统中国韵味令观众惊叹不已。然而更须一提的是，这部武侠片的成功，首先有赖于它演绎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悲情故事。
影片以京城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与沙漠大盗罗小虎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于这个故事，相信许多观众都不会陌生。80年代初，正值武侠小说刚刚在大陆解禁，而金庸古龙等人的新派武侠作品还未流传，在普遍的阅读饥渴中，《今古传奇》杂志连载的一部《玉娇龙》迷住了无数武侠爱好者。很多人正是通过《玉娇龙》知道了这个故事，但他们可能并不清楚，《玉娇龙》其实只是改写之作，其原本就叫《卧虎藏龙》，而李安的电影是从原作直接改编的。小说《卧虎藏龙》作于民国，它的作者是与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齐名，被后人并称为“北派四大家”的王度庐。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翔”），字霄羽，出生于北京贫困旗人家庭。七岁时父亲去世，家境益发艰难，全靠母亲和姐姐为人帮佣及做针线维持生活。由于家贫，王度庐没能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才十二岁就被送入眼镜铺当学徒，不久却因身体瘦弱、手脚不灵而被辞退；又去给一个小军官当听差，也同样遭到解雇。但他刻苦自学，中学未毕业就做了小学教员，开始为家庭分忧。
度庐先生自幼爱好诗文戏曲，虽然学业中辍，他却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当时王家住在地安门附近，离北京大学原校址不远，王度庐便去风气开放的北大旁听，得遇颇多名家讲授；他还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或者去鼓楼上的“民众图书阅览室”阅读。就这样日积月累，逐渐打下了坚实的中外文学基础。王先生不仅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他也有独到的领悟。比如在《落絮飘香》等作品中，就曾对莎士比亚剧作等西方名著作过精当的分析。另外他还善于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表现人物心态，并能将西方小说技巧融纳于传统的叙事模式。
王度庐从十几岁起就常写点小文章或旧体诗词向报刊投稿，到三十年代初期，他因投稿结识了北平《小小日报》主事者宋心灯，并受到宋的赏识，被邀任该报编辑。编辑《小小日报》时，王度庐开始在该报及其他报章发表连载小说，多系篇幅不长，仿《福尔摩斯探案》的侦探作品，署名“霄羽”。
1933年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王度庐离开北平，流亡到陕西、山西、河南各地。其间，曾任西安《民意报》编辑，当过小公务员，由于既无学历，又无高亲贵友，加以性格孤僻，虽然文笔好，肯苦干，终未逃脱每被辞退的命运。1934年，他在西安与李丹荃女士结婚，婚后生活仍处于颠沛流离、衣食无着的境地。1937年春，王氏夫妇赴青岛投奔李丹荃的伯父，不料几个月后抗战爆发，青岛沦陷，全家数度逃亡，伯父资财亦损失殆尽。
困居之中，王度庐偶遇在《青岛新民报》（1942年与《大青岛报》合并，更名《青岛大新民报》）担任记者之旧友，遂应邀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1938年6月1日始载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取笔名“度庐”，意思不外是“寒门度日，混混生活”而已。此后刊载《宝剑金钗记》，以写英雄儿女的爱恨情仇故事而始受重视，这时，他的另一类重要作品言情小说也逐渐得到肯定。抗战期间稿酬微薄，作品数量虽丰，却仍不足以解决生计，使得王度庐不得不兼做其他工作。青岛十年间，先生曾兼任中学代课教师、“摊贩公会”文案、赛马场售票员；1946年岁暮，全家甚至靠摆地摊卖春联而度年关，生活困窘，可见一斑。据李丹荃老人回忆，当时写小说首先是为了糊口，每日把要连载的部分写在一张纸上，由报馆派一小童取去，创作环境极为艰苦。王度庐的代表作品，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
王度庐性格内向，又体弱多病，平时沉默寡言，不喜交际。写小说出名后，也常有人慕名前来拜访，他总是装病躲避；又很少上街，过着自我禁闭的生活。由于工作劳累，他的健康受到损害，家人曾劝他放弃笔耕，另谋生路，他却写上了瘾，直写到1949年方才搁笔。
1949年初，王度庐携全家移居辽宁，曾先后在大连、沈阳等地任教。文革中，王氏夫妇被“下放”到昌图县大苇子沟安家落户，1975年，他们迁居铁岭。两年后，正值旧历年底，王度庐以久病之身在铁岭去世，享年68岁。
王度庐在文化思想上颇认同于“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他而言，自己那些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作品只是“为了混饭吃”的不得已之作，大概并不符合他的文学理想。因此，对自己“如同伶人唱堂会”般地写小说，先生甚感不满，乃至自认为是“一生犯下最大的错误”。然而，正因为有着“五四”传统的自觉认同，王度庐在创作中才能不经意间以新文学对旧形式进行改造，从而推动了通俗文学的“雅”化和“现代化”进程。单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给后人留下的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学及文化遗产。
在“北派四大家”中，王度庐独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从1938年开始，他连续写下《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五部小说共包括三个悲剧侠情故事：江小鹤（后称江南鹤）和阿鸾、李慕白和俞秀莲、罗小虎和玉娇龙的爱情纠葛。最后一部《铁骑银瓶》写玉娇龙产下与罗小虎的私生子（韩铁芳），却又被人调换为女（春雪瓶），上一辈的情义演化为下一辈的情义；后来韩铁芳千里寻亲，在荒漠分别遇到生身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辗转死在儿子的面前；韩铁芳和春雪瓶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龙埋大漠”，“虎葬冰山”，弥天之憾，复何以堪！
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
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
《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李安的电影里，最初刘泰保的戏要比现在看到的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庐的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深厚的传统底子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出，常得意境之美。作为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
王度庐一生坎坷，他的书也命运不佳。其作品在青岛连载时，因战争激烈，交通阻塞，难以有大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励力书局开始大量印行王度庐的书，他的作品才得以广泛流传。然而解放后武侠小说被当作封建文学而遭贬斥，王的作品也没有逃脱被尘埋的命运。
有趣的是，《卧虎藏龙》等作品并没有给生前的王度庐带来多少名誉和财富，但在四十年后，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就了一名作家，还有一本成功的杂志。1983年，《今古传奇》杂志在当年的第三辑开始刊载一部名为《玉娇龙》的“长篇大书”，标题后署着“聂云岚改写”，但是却没有注明改写自哪部作品、原作者是谁。这部实际上源出王度庐《卧虎藏龙》的改写之作，一出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玉娇龙》载完之后，聂云岚再接再励，又将《铁骑银瓶》改写成《春雪瓶》继续载出。随后，中国文联出版社印行了《玉娇龙》和《春雪瓶》的单行本，聂云岚名利双收，《今古传奇》的发行量也从41万份飙升到273万份。
聂云岚为什么要改写《卧虎藏龙》？他在书信中解释说，其“心愿和动机”，“确是出于对著作的倾心和解放后那几部书的遭遇”。聂云岚之子聂嘉陵后来回忆，“父亲在小时候就看过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印象很深刻，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仍喜欢给我们讲《卧虎藏龙》的故事。1978年落实政策后，在朋友的鼓励下，父亲根据《卧虎藏龙》写出了《玉娇龙》。”由于聂云岚“原来一直以为王度庐是清代人，没想到王度庐先生也是现代人”，所以也就没有想到里面会牵涉著作权问题。
1987年，李丹荃得知了改写之事，随即通过书信与聂云岚进行交涉。她在信中对改写提出反对，“关于有人准备改编事，那是我坚决反对的。……改好改坏是一回事，改编本身合理不合理又是一回事。……不然的话，我将《李调元佳话》（按：聂云岚作品）改写一下，添点什么，算我写的，看大家会说什么。尽管您理直气壮地说‘光明正大’、‘尽人皆知’，都不能算改编合理的理由。”聂云岚作了解释，并在回信中对他引发效仿者纷纷改写王度庐作品表示歉意，“我的改编虽然自问目的、动机无它，当时的情况（时间、形势）又有所不同，但我毕竟是‘始作俑者’啊！”之后在《今古传奇》杂志社的调解下，李丹荃出于对聂半生遭遇的同情而没有再作追究。如果不是今年又掀起一轮版权纠纷，我们倒可以把这些往事当作文坛佳话看待。
电影《卧虎藏龙》引起轰动后，玉娇龙的故事随之升温，聂云岚的改写之作获得了新的出版和改编机会。今年8月，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署“聂云龙编著”的《玉娇龙》和《春雪瓶》；四川红都影视有限公司则找人改编聂书，筹拍电视剧《玉娇龙—春雪瓶》。对此，王度庐的家人当然不能接受，开始进行多方面的交涉。
王、聂二位先生均已作古，这场纠纷便只能由双方家人出面解决。王度庐的家人明确要求立即停止出版改写作品，停止对改写作品的影视改编；聂云岚的子女则积极争取跟王度庐的家人接触以达成谅解，希望不致影响《玉娇龙－春雪瓶》的拍摄。8月9日，《今古传奇》杂志社社长舒少华等人专程赴京，就该社在“创刊二十周年精华系列”中重新刊出了《玉娇龙》和《春雪瓶》一事向王度庐先生的家人致歉，并表示立即停止发行，登报致歉，赔偿损失。作为改写风波最初当事人之一，《今古传奇》杂志社已经作了交待，而且得到了王度庐家人的谅解。剩下的纠纷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唯有拭目以待。只不知王、聂二位先生若泉下有知，各自又将作何感想？
客观地讲，聂云岚的改写使玉娇龙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却足以令原书及其作者遭到掩盖。不光普通读者不知有《卧虎藏龙》和王度庐，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闹出过把《玉娇龙》当原著的笑话。今年的电影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从《玉娇龙》改编的，以至有的文章竟发出了“《玉娇龙》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在武侠小说家里，新派大侠古龙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在海外，美国的《侨报》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电影《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现。
李安五年前在台湾首次阅读小说《卧虎藏龙》，之后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电影。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又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铁系列”继续拍下去，而中台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
